2021年1月25日，韩国经济部公布了本年度GDP，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为1.58亿美元。

在这之前，根据中国财政部给出的统计数据，广东省年度GDP超过韩国，达到1.61亿美元。

广东依靠政策扶持、外商投资以及湾区建设，GDP连年创新高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相较之下，从60年代起开始接受外国援助以及投资的韩国，经济增长率却在连年下滑。

这一数字在2018年为2.91%，2019年是2.04，2020受疫情影响跌至-1.1%。

以8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韩国经济在走下坡路。

这其中有南北朝鲜的政治因素，有财团势力垄断的经济因素，也有诸如民生、教会等社会因素。

4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风雨历程，韩国始终难逃西方资本国家所设下的陷阱。

顺着韩国顺流直下，也许我们能在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模式中找到真正走向繁荣的道路。

如果想要理解同为沿海地区，韩国和广东为什么会同地不同命，故事还得从二战后开始讲起。

一、战争之后

1948年，韩国建国后随即爆发了朝鲜战争，战后的韩国主要依赖美国的援助和贷款。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新中国完成了武力立国的目标，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

彼时两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基本相似，都是以工业化作为目标，而且双方的国家领导人都有魄力。

但当时的韩国的军事防务逐渐被美国所掌握，而中国的军权则被国人牢牢抓在手中。

经济得到了发展，对于权力的争夺斗争相应也开始拉开了序幕。

1961年，韩国进入了军人干政时期，朴正熙上台，开始了18年的独裁生涯。

中国也在相同的时间段开始了那场血泪交织的运动，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命运。

这个时期的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与苏联决裂后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

这段历史不再多提，这里主要来讲一讲韩国的故事。

60年代韩国经济起步，一开始主要是以计划经济来推动国家发展。

那个时期的韩国南北对峙，不能在路上走，只能往海里游。

韩国国土面积和人口也不足以像中国这般形成过去的单循环和现今的双循环经济。

面向太平洋，以促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针成为了韩国国策，也在暗中决定了韩国的命运。

为了促进出口，将物资换成外汇和资金发展本国工业，韩国将韩元贬值，并改革了汇率体系。

当时的韩国先天不足，只能靠出口粮食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这是众多初期国家采取的方式。

光有这么一点钱还不够，韩国后续通过了《外国资本促进法》，引导外资流入。

1962年，外资在韩国国内的投资占比已经达到了83%。

用当时的视角来看，引进外资是好事，韩国在60年代以后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用如今的现状去印证过去，盲目地引进外资最终导致财团垄断，扼杀了国内经济的活力。

这是韩国的幸运，也是韩国的不幸，但总归是这个南北割裂的民族的命运。

70年代很快拉开了序幕，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势头已然不可阻挡，对于中韩两国如是。

这十年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与美日的邦交，进行了改革开放。

外交上的成绩斐然，得益于中国重要性的与日俱增。自此，中国真正开始迈入了世界舞台。

同期的韩国，政治上并不稳定，仍处在军人独裁时期。但在经济上却尤为出色。

1973年，韩国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自主的造船、钢铁以及电子、汽车工业迅猛发展。

重工业的发展仰仗于60年代轻工业的起步，可以说韩国的发展一直都是循规蹈矩，步履向前。

当时韩国的GDP增长每年都超过了10%，城市化也开始起步加速，并进行了相应的农村改革。

总体来看，彼时的韩国欣欣向荣，但这个国家头顶上有两朵乌云，军政府和外资。

进入80年代以后，中韩两国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改变。

在体量上，韩国已经不足以和中国进行比较，而身处改革开放前线的广东，成为了他的对手。

二、浪潮汹涌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缔造了太多的传奇，无数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了大江大河。

当时最靠近香港的广东成为了“前线”，尤其以深圳临港区和华强北最为著名。

“以经济为纲”的发展导向推动了广东的发展，如今许多名声显赫的大企业都诞生在广东。

诸如在深圳的华为腾讯、恒大万科以及招商银行，身处佛山的美的和碧桂园。

广东的崛起，不仅是靠着政策红利，还有高层对于政治经济“红线”的放松。

彼时韩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天花板，国内面临政治上的阻塞，一是北朝鲜，二是军政府。

1979年年末，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韩国继续由军人操弄大权。

在其继任者卢泰愚下台后，金泳三和金大中相继上台，开始政治民主化改革。

这一时期对于韩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国家靠着改革摆脱了政治的威胁。

当时正是美苏争霸临近尾声之际，进行民主化改革也是许多西方扶持下的国家的主线。

只不过清理完军政府以后，外资财团逐渐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直到现在，以文在寅为首的改革集团仍在破除韩国最后一块难以攻破的壁垒。

80年代的韩国，经济上也开始了自由化改革，并对工业结构进行调整。

韩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寡头垄断的危害，反而积极地让大企业合并重组，做大做强。

这些企业涉及的主要有汽车、冶炼、重机械制造等事关国家生命的产业。

这个政策让韩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一大批财阀对市场的垄断日益加深。

韩国也舒展拳脚，开始进行国有银行私有化进程，听美国的话，走金融服务的“康庄大道”。

1984年修改《吸引外资法》，取消外资持股比率限制，放松了最后一条的红线。

这个操作是致命的，走美国的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成为被收割的对象。

90年代开始，广东的高层领导和企业精英们开始意识到几个问题：

一是引进外资，引进设备省钱省功夫，这固然是好事，但万一有一天被卡脖子该怎么办?

二是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突出，又该如何实现矛盾的解决?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广东的企业家开始走上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而第二个问题，在当时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暂时被搁置，但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作为内地的窗口，广东成为了众多外企迁移产业的对象，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

但相较于广东，更受世界注视的还要数香港，这里既是西方资本的前线，也是中国的防线。

同期的韩国逐步迈入世界化进程，1995年成为WTO创始国之一，次年加入OECD。

韩国在这一时期是颇具声望的，不仅在88年完成了奥运会，也实现了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

但很快，韩国在80年代过度盲目地追求经济扩张迎来了末日。

1996年，韩国外债高达58%，次年，韩国金融危机爆发，但国家的外汇完全不足以支撑。

大企业也在疯狂借钱扩张，但却无视企业体制改革和财务制度改革，导致危机进一步加剧。

根据韩国经济部当年的数据，1997年韩国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400%，大企业达到了518%。

自此，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被遏止，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三、两种命运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以金融服务业为盛的韩国。

1997年年末，财政外汇几乎耗尽，得靠向IMF申请借款才能勉强度日。

后来韩国政府也学乖了，开始在经济、公共、企业等诸多领域展开改革和结构调整。

不似于日本的衰退，韩国成功摆脱了金融危机，经济也脱胎换骨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韩国吸取血的教训，没有再度重蹈覆辙。

走进新世纪的广东，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输入，也开始了国际化对外输出的道路。

在两次经济危机中，中国也认识到金融立国的风险和危害，加强管控成为了题中之义。

韩国和广东，同样身处同样重要的地理和金融位置，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其实早在历史当中便可以预见。

从政治方面来看，韩国不像中国那般团结，不仅面临南北对峙问题，国内政治生态也极度恶劣。

财团和政府紧密合作，政府不对宗教加以限制，乃至于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三星“太子”被捕事件从侧面可以看出财团和政府保守派的利益勾结。

疫情期间韩国频频出境的宗教势力也为国人揭开了韩国底层最为深刻的撕裂。

经济方面，劳动力成本日益拔高，本土企业由于国策和外资加持，形成了垄断和保守倾向。

倘若没有强力的外企进入抢占市场，韩国国内企业的发展只能说一潭死水。

而这些问题，都是广东所没有面临，或者说无需面对的处境。

打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刻开始，广东超越韩国就已经成为了注定实现的现实。

韩国除了依靠太平洋对外输出，已然没有其余的增长点。

但其实也是有手段的，一是消除财团势力，二是实现南北共和或者统一。

可想而知，实现前者就已经是难事，更何况文在寅压根儿难以搞定北边的。

连续四年GDP下滑，韩国已经无力扭转经济颓势，40年的经济自由化终于走向末路。